篇一 : 于建嶸:被約談日志

作者于建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這些年,經常被莫名其妙地約談。今天發表一被約談日志。

2015年6月15日下午3時40分。接所辦公室秦軻電話,稱所書記約明天談話。告知明天沒有時間,后天返所時上午可。又問,東書房公益服務中心是什么事情?告知是北京市民政部門正式批準的,我只是捐了二十萬元。秦稱書記要求立即匯報。我將電話掛掉。又來電,未接。

按要求通過短信給所書記潘發去了北京市民政局批準成立“北京東書房公益服務中心”行政許可書、會計事務所關于我捐資二十萬元貨幣資金的驗資報告、北京市民政局頒發王鵬為法人代表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證書”。及中心舉行新聞發布會的通知“2015年06月28日,北京東書房公益服務中心成立新聞發布會將在北京西城區金融客咖啡召開。北京東書房房公益服務中心是經北京市民政局批準,專門為全國16歲以下貧困兒童募集資金的民辦非企業組織,該組織由國內知名教授于建嶸捐資設立,眾多愛心人士擔任中心管委會,我們承諾公開透明,助力兒童成長!”

以下是雙方短信對話:

潘:于教授,你參加任何機構必須報批!你應該理解。沒批的情況下,是絕對不可的。

于:我只是捐款人,報什么批?!

潘:希望你寫清情況。我們及時匯報。要愛自己。

于:你作為共產黨的基層領導,不分是非,我不寫!

潘:我只聽黨的話!黨叫干啥就干啥。

于:黨叫你這樣迫害知識分子的?!如果你們繼續這樣以所謂上級的指示來迫害我,我就去找你們的上級黨組織;如果你的上級組織,也不分是非,那好,咱們就公示全社會。

潘:你真冤枉我們了。我們始終是愛護你啊!還是好好搞科研吧。組織不讓做的事別做為好。

于:這是你一個書記說的話?我的科研任務沒有完成?你們的總書記不是號召知識分子關心民生?

潘:建嶸,一定要聽勸。

于:我做錯了什么!無論你們如何處理,我無所謂。你們長期的迫害,我都可以作為歷史材料貢獻給后人。

潘:心平氣和好。總有真理。

(又傳于等人2012年4月23日給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捐贈一百萬元人民幣的捐贈證書)

潘:請發秦軻好吧。

于:你不是共產黨的書記嗎?你不是經常以上級的名義與我談嗎?

潘:沒有問題,我從來不無事生非。

于:你長期是非不分,失去了我對你最后的尊重。從此以后,只要再迫害我,就向世界公示!反右和文革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莫過如此。不要再與我說什么科研。你不是多年的研究員,我們倆將成果向全社會公示,讓國內外學者評一下?

潘:我照(與)你天地之差。你是大家,我只是管理人員。和我比影響你的偉大。你還有多方面的才能,我非常敬佩!比如繪畫藝術等。

于:一個沒有是非觀的領導,一個沒有社會關懷的知識分子,一個沒有學術創造的研究員,有什么資格經常對我指手畫腳?!我告訴你,受夠了。從今以后,收起你那一套。

篇二 : 于建嶸

原文地址:于建嶸作者:youngdf社科院教授于建嶸成長經歷:要為自己的階層說話2010年11月03日11:16新京報于建嶸法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著有《岳村政治》、《抗爭性政治》等。2003年獲《南風窗》“為了公共利益諍言獎”;2004年獲《南方周末》“特別致敬人物”稱號。圖/CFP

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

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

于建嶸“我要為自己的階層說話”

最近,一組拍攝于四川宜賓市政府門口的照片在微博(于建嶸微博)引來網友的上千次轉發———照片顯示,一些上訪人員正在躲避追截。此事繼而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發布照片的人,又在一次給一個中央機關處級干部班的講座上,播放了宜賓市執法者毆打上訪民眾的錄像。學員們均表驚訝,有人言稱,下次遇到宜賓市來跑項目,堅決不給!

這樣一個“上通下達”的人,就是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嶸。近期,他還出版了新作《抗爭性政治》。

湘南 城鄉流浪

沒有布票、沒有糧票,沒有吃,沒有住的地方。

爺爺要死了。他是一個裁縫,也算是本地有一點影響力的秀才,家里有很多的地。爺爺死的時候,父親還很小,之后不久,奶奶也死了———父親那時候才十幾歲,就成了一個孤兒,沒有人管他。

父親就到外面去流浪,有一次打架,他逃到了山里面,碰到了湘南游擊隊,他就參加了游擊隊。

解放之后,他也就算是參加了革命,就做了一個小干部。母親那個時候在團委當保姆,他們結婚之后,父親被調到衡陽,做了一個縣團級干部。

“文革”時,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發生摩擦,把地方武裝視為土匪,挖出了我父親的“土匪”歷史,就再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抓他坐牢,就是把他晾起來。1967年,把我母親下放到農村,母親帶走了我和姐姐。

父親那樣的出身,村里沒有人愿意讓我們回去。冬天,他們偷走了我們家的棉被,就是為了將我們趕走。母親沒有辦法,就帶我們流落到城里,也就成了黑戶(指“文革”期間沒有戶口的人),沒有布票、沒有糧票,沒有吃,沒有住的地方,很可憐。

有很長一段時間,母親去糧站免費幫忙打掃衛生,就是為了在掃地的時候搜集米袋里漏出來的米粒,或者到黑市去買紅薯回來。有些人小時候說某樣東西吃多了,現在都不吃。而我小時候主要吃紅薯,現在還是特別喜歡吃。

衡陽 黑人記憶

“黑人”身份對我來說,整整八年,從六歲到十四歲。這決定了我今天的許多選擇及性格。

在我八歲的時候,父親托朋友幫忙,送我去上小學。母親沒有布票,就去找人討了一個麻袋,花幾毛錢請裁縫給我做了一件衣服,那人眼睛瞎,衣服口袋一個縫在里面,一個縫在外面,但那是我當時最好的衣服,我穿著它就上學去了。

班里有個同學是班長,他認出我———我們剛搬進一家木板房地下的窩棚里,他住在木板房里,他說:“他怎么到我們班來了?他是黑人!”老師不在,他們就把我往外拖。我拽著桌子不愿意走,縫在外面的那個口袋勾住了桌子,拉扯之下,我唯一的好衣服被撕爛了。

他們把我拖出去,我蹲在學校外面痛哭。父親來了,他說他剛好路過。其實學校在很偏的一個馬路上,我想他可能是特意去看我,他摸著我的頭流淚,很難過。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流淚。從此以后,無論如何我都不愿意到學校里去了。

因為沒有戶口,也沒有人敢租房子給我們,我們到處流浪,到后來,全部的家當就是一個鍋、兩個被子,母親用一個平板車一拉就走。

我們之所以生存下來,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父親雖然是個壞分子,自身難保,但他因為當年很講江湖義氣,他再怎么倒霉,還是有朋友愿意幫忙。不然的話,當“黑人”的那個感覺……“黑人”身份對我來說,整整八年,從六歲到十四歲。這決定了我今天的許多選擇及性格。由于沒有布票,我小時候基本上沒有穿過什么像樣的衣服。所以我說我是奧巴馬。

到1974年,我就直接上高一了,我不懂拼音,也不懂數理化,但好在正規讀過小學的人也不懂這些。1976年,父()親被平反,但7個月之后,他就死了。如果不死的話,可能就當上大官了。但他一死,事情就麻煩了。因為母親的工作還沒有安排,母親對這個事情總是懷恨在心。我說,算了,我考上大學之后,肯定讓你過上好日子。

大學 母親的榮耀

“你懂法律嗎?”“法律還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嗎?”

我考上湖南師范學院,成大學本科生了,牛得很,工作轉正之后可以拿到54塊5毛錢,而大學生是可以預支工資的。我母親高興得不得了,她說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榮耀的事情。

上大學的時候,我17歲。母親的工作是給別人刷酒瓶,她沒有錢送我去學校。我一個人去的第一天,把我嚇壞了。父親有很多戰友,都是很講義氣的。省公安廳的一個人到火車站去接我,我聽到有人叫:“衡陽來的于建嶸!”我一看,是個警察,嚇得我要尿褲子了,我年齡小,從小又被抓怕了,我說我沒有犯罪。他說:“我是來接你的。”

大學畢業后我分到衡陽日報,天天寫社論。后來因為種種原因,我有一年多沒有工作,就干脆當律師去了。我當律師比誰都簡單。

有一個禮拜六,我和幾個朋友到湘江邊散步,走到師范學院門口,看到告示說要招考“律師工作者”。那個時候,政府想招聘建立一個律師隊伍,我去面試取得培訓資格。

我什么都沒學過,就去考試了。司法局的人在那兒讓我們填表,他們一看,我是大學本科生,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問我:“你懂法律嗎?”我說:“法律還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嗎?”

他問了一個問題,最有意思了,考倒了一大批人:“如果有三個人賭博,有兩個人輸錢了,輸的人就合伙對付贏了的人,把錢從他那兒拿回來,你說這是一個什么行為?”

我們是腦子動得多快的人,我說:“搶劫!”他馬上問:“搶誰的錢?”如果我說搶贏了的人的錢,那我就是認可了賭博的合法性。我們這種學哲學的人馬上進行邏輯分析,我說:“這是搶國家的錢。”他說:“怎么是國家的錢?”我說:“國家待沒收的錢。”考官把桌子一拍:“就是你了!”

海南 賺錢不是目的

賺的錢一輩子都用不完了。我說我不干了,沒意思。

我是中國第一批取得律師資格證的人。第一年,我掙了150多塊錢,給我母親買了一件呢子大衣。我天天幫別人打官司,到處去賺錢,幾年時間下來,我就掙了12000塊錢。那個時候,一般人一個月掙50塊錢,我有20年的工資了,我不怕了,我覺得我可以下海了,就帶了12000塊錢去海南。

靠替人要賬,在海南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個10萬,激動得一個晚上沒睡覺。那種興奮的感覺,后來永遠找不到了。我打電話給我母親,她說:“你不要做,那是犯法的事情!”做了一年多,我發現錢好賺,就和幾個朋友一起干,有一次給別人寫一頁紙的法律文書,就賺了60萬。

我們幾兄弟賺到1000多萬的時候,我認為我賺的錢一輩子都用不完了。我說我不干了,沒意思。他們不同意,我堅決要分錢。拿到200多萬,我賣掉舊車買了一輛馬自達,又買了一個2萬多塊錢的大哥大,還辦了一張銀行卡,開始云游全國。

武漢 找到目標

是什么把一個黃皮膚的孩子變成黑人?要想一切辦法使我們的后代再不這樣被人變成黑人!

我考上大學離開家鄉時,就曾經發過誓,我先解決生活問題,但我這一生的目標就是:1、搞清楚是什么把一個黃皮膚的孩子變成黑人;2、要想一切辦法使我們的后代再不這樣被人變成黑人。

所以我賺錢之后堅決要分錢,我說我當年賺錢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獲得自由,因為沒有錢就沒有自由。離開之后,有兩年的時間,我心中有想法,但沒有目標,四處走走。后來,有人建議我找華中師范大學的老師徐勇。徐勇接到我的電話,很懷疑:這個家伙,是干什么的?

他和我談過之后,說:“你應該讀博士。”我說,我一輩子沒想做這個事情。他說你不對,你一定要繼續讀書,一定要進入體制,否則你就只能是個江湖郎中。我就去學校跟徐勇待了一年,但我不住學生宿舍,我住外教樓,60塊錢一天,咱們有錢,牛得很!

我考了徐勇的博士,他不準我走,讓我老老實實待著,那一年我吃苦了,看了好多書。第二年,徐勇說你不能在學校待了,你必須去做調查。這是許勇對我的兩個最大的啟示:第一,你必須讀書,你必須有身份;第二,你必須做調查。

我開著車沿著毛澤東走過的路走了一遍,花了一年的時間,再回來寫論文。調查的時候,我哪一天見到什么人都有記錄,我們搞律師的人喜歡做記錄。那時候沒有微博(http://t.sina.com.cn),要有微博的話我天天發微博。調查完了之后,論文寫了三個月,我獲得了全國優秀博士論文,全國評定第一名。

北京 追求理想

不就是個房子嗎,拆了再說。只要我過得高興!愉快!我就買!

我起先是到農科院去做博士后,導師是個特別講究的人,我是特別不講究。他還有一個女博士后,我每次去見他,他都訓我:“你怎么鞋子也不擦?衣服穿得破破爛爛的,怎么不去買件新的?叫你師姐好好教教你!”說得我火大。后來有個機會,我就去社科院了。

2003年10月,我們幾個住在通州的社科院博士后聽說宋莊有幾個畫家,就去玩。在小堡村我們見到了一位正在做飯,好像生活很艱難的畫家。別人卻告訴我,這位畫家畢業于中央美院,在老家有一間很大的美術學校,是位千萬富翁。我們都不相信。

這位畫家卻告訴我,千萬富翁是真的。他是為實現自己的藝術夢想才離家出走,自愿過這種生活的。我問:“在家也可以畫,為什么要離家?”他說:“畫畫就是畫心,在我心目中小堡村是先鋒藝術的前沿陸地,我一走進這個村,就像戴上紅軍八角帽,手握鋼槍要沖鋒了。”說完,他淚流滿面。

我驚喜萬分,激動不已。這種理想主義者的自由生活,不正是我追求的和尋找的?我問:“還有小院出售嗎?”他告訴我,附近有一畫家剛搬走,有一個院子出售。我趕忙聯系,房主見我急要,開出當時的天價十二萬五千元。我當場就買下了房子。

小院裝修完總共花了30多萬。老師一直罵我:你是搞土地研究的,你還不知道這個房子不能買嗎?將來它會被拆。我說:管他,不就是個房子嗎,拆了再說。只要我過得高興!愉快!我就買!

小堡村有個畫家,說:“通州是北京的,宋莊是中國的,小堡是世界的,我們是人類的。我們為人類畫畫,不為人民幣畫畫。”這有些像瘋話。但我卻感到了他們的智慧和勇氣。

過去的事情,我從來沒有忘記過,但不是為了記恨什么,我有我的目標,我為此奮斗了近三十年。

本報記者 劉晉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