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的風范

20世紀20年代,清華國學院剛剛成立,梁啟超向校長曹云祥力薦陳寅恪。曹問:“陳寅恪是哪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曹拒絕:“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大怒:“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曹一聽,十分震驚,這才同意聘請陳寅恪。

陳寅恪在國外斷續留學20余載,潛心讀書和研究,不僅學貫中西,而且通曉三十多種文字。由于他始終對“博士”“碩士”之類的學位淡然處之,所以連大學文憑也沒拿過。幸虧梁啟超慧眼識珠,才成就了這位日后清華園里大名鼎鼎的“教授中之教授”。按理說,陳寅恪對梁啟超不說感恩戴德,至少也應該寬讓三分。但是,因為一個古人陶淵明,他們之間的恩怨一度被傳得沸沸揚揚。

陶淵明出生在東晉末期,東晉滅亡后,陶堅決歸隱,誓不與新政權合作。他的舉動引發了后世的長期爭論。梁啟超認為:“淵明棄官歸隱最主要的動機,是當時士大夫廉恥掃地,他縱然沒有力量移風易俗,起碼也不能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喪掉。”陳寅恪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認為陶淵明“恥事二姓”才是可信的。同時,針對梁啟超本人“無論從政還是從教,都不在乎在清朝還是在民國”的親身實踐,陳寅恪批評他“取自身之思想經歷,以解釋古人之志尚行動”。

應該說,陳寅恪的批評不僅力道十足,而且尖酸刻薄。有好友勸他:“梁公對你有知遇之恩,你這樣做,就不怕別人說你忘恩負義?”陳寅恪笑答:“錯了,我這樣做才是對梁公最大的尊重,也才沒有辜負他對我的賞識和抬舉。”那么,梁啟超又是怎么想的呢?當有人嘲笑他“引狼入室”時,他回敬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無論是批評陳寅恪還是譏諷我的人,都把我們看得太小了。”